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围绕“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要“改革创新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机制”“提升科技支撑能力”。而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实践都表明，加快形成“使命导向”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建构起引领未来的“新型举国体制”，对于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宏观上，使命导向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是体现国家战略意志，为未来产业提供“首个大买家”、创造未来市场的战略支撑。众多研究指出，美国硅谷的兴起，正得益于美国国防部对半导体产业的早期支持和持续投入。中观上，使命导向的战略科技力量，是兴趣导向的前沿科学探索和愿景导向的产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键桥梁。欧美以使命为导向，组建了一系列国立科研院所或国家实验室。这些机构在研发上发挥着大学和企业所不能、不擅长的关键作用——支撑国家战略。基于自身的独特优势，这些机构通过组建多种形式的联盟组织，积极面向产业和市场提供研发与创新服务，有效推动技术集成，促进成果“熟化”和转化，成为大学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微观上，使命导向的战略科技力量，是引领未来举国体制下组织创新的“试验田”和“示范线”。为了应对苏联太空竞争中先发优势的挑战，美国强化了以国防部高级科研局为代表的使命导向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独立行政法人”制度，推动科研院所改革。

　　当前，我国加快建设使命导向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既面临着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又面临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和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战略需要。为此，亟待以改革魄力、创新勇气、战略思维、超前理念来部署和推进相关工作，核心在于调动各类主体的能动性。

　　一是明晰使命导向，着力管理创新，解决“为了谁”的问题。要把国家战略需求落实到部门职责上，落实到管理机制中（如探索“项目官员”制），将国家战略意志具象化、实操化。要将国家战略需求有效地分解转化，与企业家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雄心壮志、科学家探索未知无尽前沿的钻研精神实现有机融合，把战略共识转化为塑造未来的共同行动。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双重目标，不断提升军民融合促进科技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从供给（如财税支援）和需求（如创造领先市场）两方面为战略科技力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二是明确责权关系，强化组织创新，解决“谁是谁”的问题。国家实验室可探索实施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建构起使命为牵引、责任为基础、章程式管理、机构型资助、中长期激励、第三方评估的治理体系。切实落实高校院所自主权，深化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改革，完善微观科研组织的现代化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解决“所有者不到位”“管理者不敢为”的问题，支持高校院所从被动等待企业挖掘的科技“资源”，转向主动促进成果转化的创新“引擎”。

　　三是秉持生态思维，促进机制创新，解决“谁来实施”的问题。要促进创新涌现，就必须激活创新网络、优化创新生态，以生态化思维促成颠覆性创新。当前，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逐步展开，在战略科技任务部署上，要“敢为天下先”，要做好风险应对之上的宽容失败。面向智能社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人机融合智能、生命健康长寿、宇宙演化、量子科学、先进能源、超新材料等方面组织攻关，以战略需求牵引未来产业的创生与发展。借鉴德国弗朗霍夫协会和法国卡诺研究所的做法和经验，打造科研院所联盟，提供系统化、工程化解决方案。探索运用众包众筹等方式，吸引凝聚乃至创造更多研发创新主体，以开放创新凸显和释放战略科技任务的过程效应和溢出效应。

　　四是动员社会资源，鼓励服务创新，解决“谁来支撑”的问题。如在实验室运行机制上，国外实践中，既有政府所有、政府运营的GOGO模式（Government Owned-Government Operated），更有政府所有、企业化运营的GOCO模式（Government Owned-Contractor Operated）。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就受托管理能源部多个联邦实验室。可以考虑探索实验室托管，通过公开招标或定向邀标等形式以及合理合规的流程，遴选合意合格的合同承包商来运营实验室和科研机构，订立基于绩效考核之上的中长期合约，以高水平专业化支撑服务，切实确保实验室主任和研究员们集中精力投入到科研主业中。

　　使命导向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抓手，需要充分把握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糅合起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未来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创新动能。

　　（来源： 中国科学报　作者： 李万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